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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

林璟:


前辈


 


    好了,让我们看看这张微软大百科全书上的截图,孔子、孔子讲学、屈原、司马迁、鲁迅,最后一个男人,高行健。因为曹乃谦的事情让我想起这个曾经为之倾倒的本土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人,当时在晓风的时候林老师有问起曹乃谦的书卖得怎么样,回答是还好,我就问了一句,我们都没卖高行健的书,林老师说高行健的书只能卖盗版,而且其中有一段连盗版都得删掉,高行健,我念着这个名字,高行健。


 


    高行健是一个探讨小说形式的作家,最初高二的时候才看到他的作品《灵山》,省府路一号大榕树下的盗版书摊,现在书摊已经不见了。初中的时候在那儿卖了许多盗版书,金庸全集居然只花了九十块,王朔、巴金、老舍等等本土的前辈们都是一本八块钱十块钱就搜罗了好多作品,我看盗版书长大的,《灵山》也是在这样的书摊上撞见的,封面是高行健自己的画作《雪夜》,封面顶端一行红色小字,千禧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男人,但是冲着这行小字,毫不犹豫地就买了下来,《灵山》断断续续读了两三遍,到现在依然有重读的欲望,在文章中变化的三个人称指代同一个人,叙述的故事若隐若现,可以肯定的是这是超出现有中国作家叙述手段的作家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中呈现的是完全自然的抛离的姿态,没有冲突的叙述中却呈现了一个巨大的阅读者才能体会的由文字塑造的弧面,像是一张饱和的,有着内在强大压力作用的网,那是一个整体,作品本身的整体,这样的作品从最后一段或者中间一段读起来和从第一段读起来的体验是一致的,一个不存在激烈情节的异常完整的作品。最初的张力在阅读完很长的一段时间无法忘却,一个异常冷静的人才能完成这样的文字,高行健曾经说过:“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书写其时便已得到肯定。文学首先诞生于作者自我满足的需要,有无社会效应则是作品完成之后的事,再说,这效应如何也不取决于作者的意愿。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文学的理由》中的一段话,也是时时铭刻作为警醒一个写作者应该客观冷静的面对的自身的立场。现在我手头上有三本高行健先生的作品,其中一本是台湾版的小说集《我给老爷买鱼竿》,苏沿的堂哥从台湾特地带过来,繁体竖排,联合文学出版社,220台币。那个时候我很有一种去台湾把高行健能买到的书全买到的冲动,他的剧本、小说、特别是那本《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是否中国的小说家们早已失去了冷静下来写一个没有一分钱稿费,甚至永远无法出版的作品的勇气呢?那么名誉、声望、地位、权力,一切的一切对于一个有着文字诉求的人来说是那么重要的么?首先作家是一个弱的群体,并且这个群体越来越边缘化,强势的企业家、资本家、政府官僚,他们所过的生活是一个依靠写作为生作家无法想象的,跑车、宾馆、聚会、性、金钱、食欲、满足。社会用百分之八十的资源为百分之二十的人服务,在这个既定的事实下的作家如果想挤破头到那百分二十中去的话,只有两种可能,这个作家骨子里是个商人,要么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政府官僚,应该说,演员。做戏给民众看的一些作家。路遥曾经说过,作家写作赚钱就和卖血赚钱是一样的。社会需要一些理应获得很好的社会地位的人转过身放弃他们的权力过着僧侣般清贫的生活来给各个基层面做一个良好的示范,我们奢求得太多,我们放弃我们应有的权力只是为了警醒那些贪婪、盲目而迷失自我的人,群体的迷失是很让人迷惘的一件事情,有一点我很庆幸,那就是我所处的阅读时代我接触的是雨果、莫泊桑、杰克·伦敦等等有着光辉名字的古典大师,尽快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懵懵懂懂,但是却籍由此形成了对文字的判断能力和社会价值的不同的认同观,庆幸我在我需要阅读的时候没有遇见郭敬明、明晓溪之流,而现在的读者对偶像作家的狂热是任何一个严肃作家都无法想象的,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彼此心领神会的默契,这在阅读中我作为一个读者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在某一时刻我成为了在高行健或者卡夫卡身边的某个人,可以感受到一个作家在写这一段文字时的心情,这种体验是整个人类群体的共性体验,在这一时刻的人类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你会感觉到你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你是这所有人中的每一个。这是阅读的意义,也是一个作家所有达到的目的所在,而那么多的虚妄代替了本质,社会,你比我要低俗和下流得多。我狂妄、无知,嘲笑许多不合理但是存在的事物,但是在这一点上我是清醒的,我的写作只是一种对个人无能为力的事物异化的的表述,我不想追寻她的价值,只是想深刻地认识到自身所能摸索到的洞穴的深度以及感受到一切结束时的光芒。


 


    高行健这样的前辈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政府禁止出版他的作品是因为害怕社会舆论么?一个有着7080万共产党的政府会害怕一个住在巴黎郊区的作家?据说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常常向大学教授、学生领袖们请教,但招人白眼,他跟人说,当年不仅傅斯年、罗家伦这样跟他年龄相当的学生领袖,“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就是胡适这样的大学教授,也“竟不肯屈尊回答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助理员”。 毛泽东是说过知识分子又懒又贱这样的话,那么这是否造成了以后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逃亡和知识界的萎靡不振我们不去考虑,应当意识到的是无论何种方式,文学本身在市场化的机制下一定会走到今天这种境地,任何的对过去的埋怨或把责任推卸到政府或者体制之下的作家,即使政府和体制不予干预,相信他也是会抱怨别的例如社会甚至是天气这种无聊的东西,我们写作,仅此而已,我没有听见曹雪芹抱怨清政府,虽然清政府整得他贫困潦倒,伟大的作家的意义正在于此,没有什么能干预到一个作家的自我实现的意志。


 


    仅此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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